女人们,你们是不是限制了自己?

besoo2020-01-13  168

导读:桑德伯格是脸书营运长,自2007年起连续6年获选为《财星》杂志50大最有权力的商业女性,并荣登2012年及2013年《时代》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。桑德伯格从她自己20年工作经历,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:为什么到了今天,位居高阶领导位置的女性…

女人们,你们是不是限制了自己?

桑德伯格是脸书营运长,自2007年起连续6年获选为《财星》杂志50大最有权力的商业女性,并荣登2012年及2013年《时代》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。桑德伯格从她自己20年工作经历,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:为什么到了今天,位居高阶领导位置的女性,还是如此稀少?在很多国家中,女性大学毕业生早已超过50%,在竞争最激烈的法学院的比例也超过男性,但女性在全球议会、企业高层、董事席次所占的比例都不到20%,除了一些社会制度因素、女性生育的生理条件之外,女性是不是自己限制了自己?

我们限制了自己吗?


2004年夏天,我怀第一胎,当时我在谷歌带领在线业务与营运团队。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,那时谷歌才刚起步不久,只有几百名员工,大家窝在一栋老旧的办公大楼里。到我怀孕三个月时,谷歌已有上千名员工,搬进了由好几栋建筑物组成的谷歌园区。

我怀孕的过程并不轻松,通常过了怀孕初期就会结束的孕吐,却跟着我足足九个月、天天发生。我的体重增加了近30公斤,脚也大了两号,肿胀出奇怪的形状,只有把脚翘到茶几上,我才看得见。一位特别善体人意的谷歌工程师说,谷歌的“鲸鱼项目”,便是以我来命名的。

某天早上,我趴在马桶上吐完以后,必须立刻赶去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。那时的谷歌成长飞快,抢停车位一直是个问题,我那天赶到的时候,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车位,离办公室还挺远的。我停好车后,全速冲过停车场,虽然说是用“冲”的,其实只是比平常孕妇的龟速移动快一点罢了,这使得我害喜又更严重了。我终于到了会议室,全心祈祷着顺利完成业务简报,千万不要有别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。那天晚上,我把当天辛苦的情况说给我先生大维听,大维当时在雅虎工作,他告诉我,雅虎每栋建筑物前,都设有孕妇专用停车位。

隔天,我大步走进——其实比较像是蹒跚摇进——谷歌创办人赖瑞·佩吉和塞吉·布尔的办公室。说是他们的办公室,其实是玩具与新奇玩意散落满地的大房间。看到布尔正在一角做瑜珈,我就大声说,谷歌需要孕妇停车位,最好能快点设立。布尔抬头看着我,当场就立刻答应了,还说他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想到。

直到今天,我对于等到自己亲身经历过双脚酸痛以后,才意识到孕妇需要专属停车位,仍然觉得汗颜。我当时是谷歌最高阶的女性员工,不是有责任先想到这点吗?但是,我竟然跟布尔一样,未曾想过这件事。其他怀孕的女性同仁,想必都默默地忍受这些不便,未曾想过要求特殊待遇。又或者,她们缺乏信心或资历,不敢要求公司帮她们解决问题。直到公司有个孕妇身处高位,即便她看起来像鲸鱼,还是能发挥影响力。

一样聪明的脑袋,不一样的对待


我们站在女性先驱的肩膀上,今天,在美国与世界大部分的地方,女性的情况已比过去进步,因为有前人的奋斗争取,才有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。1947年,标准石油公司请安妮塔·桑默斯担任公司经济学家,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导师赖瑞·桑默斯的母亲。当时安妮塔的主管对她说:“能请到你,我真是太高兴了!我觉得我花较少的薪水,请到一样聪明的头脑。”安妮塔当时觉得受宠若惊,有人说她跟男人一样聪明,那是何等的恭维,她根本想象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样的薪水。

当我们与许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况相较,我们更是心怀感恩。至今,仍有些国家的女性没有基本的公民权,全球约有440万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。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,女性几乎无法接受教育,妻子被当成先生的财产。惨遭强暴的女性,因为让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门,有些强暴受害者甚至因“道德罪”而沦为阶下囚。相较于这些国家令人无法接受的女性待遇,我们的境况先进了数百年。

但是,即使知道我们的情况比较好,也不应该停止追求更进步。当初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而走上街头的先驱,她们心中的远景,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,那个远景仍然模糊,仿佛要瞇着眼睛,才能勉强看清楚。

遥远的50%


摆在眼前铁铮铮的事实是,这个世界依旧由男性所主宰,在至关重要的决策上,女性并未获得平等的发言空间。在全球195个独立国家中,只有17个国家是由女性领导;在全球各国的国会中,女性只占20%的席次。美国2012年11月的选举中,女性获得空前的席次,所占比例提升至18%。在台湾,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约占29%的席次。在欧洲的议会里,女性约占三分之一的席次。这些数字,距离半数还有好一段距离。

在企业界,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比例更低,《财星》五百大企业的执行长中,只有4%是女性。在美国,高阶经理人14%是女性,董事席次中17%是女性,这些比例在过去十年来,几乎没什么改变。少数族裔的女性占比,落差更大,只占企业高阶经理人的4%、董事席次的3%、国会席次的5%。算上整个欧洲,女性占董事席次的比例不过14%。在台湾主要的上市企业中,女性约占6%的董事席次,担任董事长的比例仅仅1%。

女性薪酬的成长,也同样缓慢。1970年,美国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%。女性抗议、奋斗、拼命努力之后,到了2010年,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%。在2011年的“同工同酬日”,女性运动者玛萝·汤马斯挖苦地说:“我们奋斗了40年,争取到18%的进步,连一打鸡蛋的涨幅都比那多十倍。”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会员国中,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%。在台湾,全职女性的薪酬,平均也比男性少23%。

多年来,我看着这令人沮丧的现象,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现。我1991年从大学毕业、1995年从商学院毕业,在毕业后做的每份初阶工作中,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,但是资深的经理职位几乎清一色是男性。我以为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缘故,但现在几乎所有产业都没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,我想我这一代迟早会达到高阶主管男女平等。然而,一年接着一年过去,我发现跟我同阶层的女性同事愈来愈少;我甚至愈来愈常发现,在很多场合,我是唯一的女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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